教育管理論文如何加強對電影藝術教育管理制度　

發布時間：2014-06-30所屬分類：教育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論文摘要：想要影視作品實現其教化功能是一個需要時間、潛移默化的過程。好的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預示性,或許是世間的事情總在輪回吧,因為人總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完善。 一、可怖的丑藝術審美教育的反面? 有人拒絕觀看影片,譴責電影消費苦難。任何一

　　論文摘要：想要影視作品實現其教化功能是一個需要時間、潛移默化的過程。好的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預示性,或許是世間的事情總在輪回吧,因為人總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完善。

　　一、可怖的丑———藝術審美教育的反面?

　　有人拒絕觀看影片,譴責電影消費苦難。任何一個賣座的電影都像是消費時代的必然產物,審美審丑都帶著“消費”的痕跡。以藝術的教育功能而言,它走向了審美教育的反面———審丑。“人們通過藝術欣賞活動,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思想上受到啟迪,實踐上找到榜樣,認識上得到提高,在潛移默化中,其思想、感情、理想、追求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從而正確地理解和認識生活,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1]審美是藝術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否意味著“審丑”必將走向藝術教育的反面?電影《一九四二》的審丑是哪一種“丑”?難民慘遭日軍轟炸,一片血肉模糊;栓柱為了花枝孩子的玩具風鈴,被殘忍暴力的日本軍官刺穿喉嚨;全片灰暗的壓抑色調,都被赤裸裸地撂出來、招大伙兒來看。電影分級制的缺漏確實引起了不小的爭端———歷史的血腥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所能接受的范圍。在電影中,馮小剛更多地是暴露丑惡。他曾說,《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鏡子,鏡子里面他的臉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碼它能讓他“知丑”,總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會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歷史學習的過程中,他學會了“知恥”。在影片中,我們看到了馮小剛對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對饑荒的時候,國人的猥瑣、自私都呈現了出來。這種批判跟斯皮爾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單》中對猶太人的批判有著相似之處。在那部影片中,猶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也依舊不忘記貪財的本性�！兑痪潘亩�》出現在今天的銀幕上,是以馮小剛為代表的電影人想要呈現的一種“可怖的丑”,或許類似康德所說的“崇高(壯美)”,人難以創造,也難以承受。藝術作品的創作沒有絕對的“審美”目標,電影藝術教育功能的實現沒有絕對的“審美”路徑。好比教育有“鼓勵式教育”,也有“棍棒式教育”,藝術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的效果更為抽象和復雜,它總是依賴于藝術形式與內容對于人心的說服力。“丑”與“美”的教育效果沒有直接的可比性,只有相對于教育對象而言,深刻程度與感受力的差異。對于觀眾而言,看電影就是一件純粹感性的事情,所有的理性思考都是人強加上去的,獲得享受本就是看電影唯一公認的訴求。借用電影最后的一句旁白:“這么糟心的事兒都過去了,你還寫,圖個啥?”對啊,法西斯屠殺猶太人、“南京大屠殺”乃至“一九四二”,一一被搬上銀屏,引起街頭巷尾的熱議,非要記住這么“糟心”的歷史圖個啥?有時候我們說某種罪惡,比如大規模的屠殺、種族滅絕的罪,比如“南京大屠殺”、“一九四二”,是不可忘卻、不可挽回、不可救贖的。換句話說,這些罪行雖已成過去,但又是過不去的,雖已成往事,卻不能忘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受害者都已經逝去,沒辦法接受罪人的懺悔。而且就算有在世的幸存者,又怎能代表死者接受懺悔呢?又怎能代表死者原諒兇手?這樣的重罪或許有被遺忘的一天,卻永遠得不到寬恕。電影人圖心安,觀眾可以憶苦思甜,最重要的是永遠記住我們都是幸存者的后代,活著就要對世間多保留一份憐憫之心。這是幸存者的精神枷鎖,也是后來者的精神解藥。

　　二、精神解藥———藝術教育的終極訴求

　　“西方發達國家后工業社會中人的精神空虛,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和歸宿,人們被分工所束縛,被物欲所淹沒,人的創造性精神遭到泯滅,從而喪失了人的本質,孤獨、荒誕、頹廢、悲觀彌漫于精神領域。”[1]豈止是西方發達社會的人們才有這樣的精神問題,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人們也生活在這樣的水深火熱中啊!“普遍脆弱”是民族劣根性走向極端的表現之一,在我們強悍的江湖氣表面下,儼然一顆顆冰冷易碎的玻璃心。如,美國大學生通常會在畢業前選擇休學一年,或游山歷水,或去非洲做義工,體驗理想的人生,獨自去發現真實的美與丑。與此同時,社會競爭壓力、家庭觀念讓中國的大學生沒有這樣的勇氣,害怕浪費與別人競爭的時間,錯過寶貴的機會,會輸在起跑線上,并逐漸臣服于社會、家庭和傳統的既安全又容易的生存之道———這是生存,而非生活,會被不斷闖出來的恐懼、腐敗和死亡的威脅反復折磨,無力探究真相、價值和美。整個民族都需要精神解藥,怎樣的藝術作品才能成為寄托、歸宿呢?最基本的要求是它具有留存下來的品質和必要,能夠解答我們心中的精神謎題,給我們以勇氣來抵抗民族性的集體恐懼和自卑。藝術教育的功能是對藝術品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意義在于培養你的智慧,一種無限的包容力,允許你自由地想象,沒有恐懼,沒有公式,然后你發現什么才是真實的、正確的事物。”《一九四二》在試圖敲打的是我們麻木的神經———恐怖的大饑荒已經過去,幸存的民族是否已經扛起反思的勇氣?令人遺憾的是,電影中的苦難還是變成了人眼中的一種輕薄消費。

　　電影公映后,劇中臺詞“20年后又是條好漢”被很多人調侃———“為什么不拍1962?”《一九四二》作為一部要賣票房的公映電影,它盡其所能地掀開了一部分被遺忘的歷史。作為災難片,它的藝術教育功能已經最大化了,“1962”這樣的數字它承受不起。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話:“政府不救災,你們就長吁短嘆,政府現在救災了,你們又在這里吵起來打起來。”導演已經盡力還原了,故事正是因為在我們的意料之中才會顯得真實。一部電影不可能徹底完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全民族精神素質的提高,人文精神的高揚”的偉大任務�！兑痪潘亩�》是與流行文化逆行的一次嘗試,它的公映已經是一次電影對意識形態的勝利以及對民族性反思的勝利。想要影視作品實現其教化功能是一個需要時間、潛移默化的過程。好的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預示性,或許是世間的事情總在輪回吧,因為人總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完善。如果僅僅技術進步,人的力量沒有升華,那么同樣的事情會不斷相似地重演�！兑痪潘亩�》需要時間慢慢證明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