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5-01-20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我國今天面對的是人口再生產遠遠高于物質資料再生產的客觀現實，如果不能擴大投資規模，加快物質資料的再生產，恩格斯所提出的兩種再生產，之間的協調就仍然會在一個較低的基礎上實現，人均4000美元的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就會遙遙無期。所以，我們也就必
摘要：我國今天面對的是人口再生產遠遠高于物質資料再生產的客觀現實，如果不能擴大投資規模，加快物質資料的再生產，恩格斯所提出的“兩種再生產”，之間的協調就仍然會在一個較低的基礎上實現，人均4000美元的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就會遙遙無期。所以，我們也就必須摒棄投資與消費是一種“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低消費率是由高投資率造成的片面認識，在不削減投資量的前提下來考慮消費率提高的問題。
關鍵詞：投資經濟,經濟發展,經濟制度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擴大再生產中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原理，本身就包含了投資領先于并高于消費的內容。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類似于投資與消費的概念是積累與消費。在馬克思社會資本擴大再生產圖示中，積累是從第一部類即生產資料生產部類開始的。第1部類的剩余價值分割為追加資本與資本家的個人消費，而追加資本又必須按C：V的比例分為追加的不變資本與追加的可變資本，然后再根據兩大部類之間的交換關系及平衡要求即I(v+m)=Ⅱc來確定第Ⅱ部類的資本追加。這實際上也就潛在地包含了消費增長沒有積累與再生產增長更快的情況。列寧說明了這里的原因，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因而也就是國內市場的擴大，與其說是靠消費品，不如說是靠生產資料。換句話說，生產資料的增長超過消費品的增長。……因此，制造生產資料的社會生產部類應該比制造消費品的社會生產部類增長得快。”
列寧發展了的馬克思擴大再生產理論中的生產資料生產更快發展的原理，已經包含了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投資與消費關系的基本原理在內。這就是，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更快的增長，沒有較高的投資是難以想象的。投資與消費不可能以等量規模向前“齊步走”，處于率先發展位置上的，只能是投資。只有保證了投資，才會形成與提升滿足消費的生產能力，也才能使工業化與國民經濟不斷從低水平上升到更，高水平。否則，將消費放在優先位置上安排，就會出現新的“短缺經濟 ”，也會使工業化與國民經濟出現停滯或發展緩慢。因此，馬克思主義社會資本擴大再生產理論中所形成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原理，實際上也就可以成為我們處理投資率先發展的基本指導思想。
工業化和信息化是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基本方向，在我國已經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時，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這一方向。無論是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并以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還是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導地位與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大力發展，都需要有較大的投資、較高的投資率。這是由我國工業化的特殊前提和現實水平所決定的，也是我國工業化與其它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不同所在。因此，我們不應用發達國家的歷史及現實的投資率與消費率的水平來框定我國，更不能以其為標準來裁定我國的投資率與消費率是否合理。
實際上，按照鄧小平“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的跳躍式發展思路，我們不可能“按部就班”、穩穩當當地來發展自己，而需要不斷打破既有平衡，在某一方面實現突進式的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出現投資率高與消費率低的狀況，是與同期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相適應的�？梢栽O想，如果這十幾年來我們仍然是穩穩當當地發展，發達國家急于轉移制造業的機遇我們就很難把握，我們利用國外資源的途徑就會受到限制，我們今天的發展成就就會大打折扣。
高投資率與低消費率的同時并存，是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逐漸形成的新格局。怎樣認識這種新格局，這種新格局是否合理?關系到我國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也關系到和諧社會建設，因此是一個不能忽略的問題。
工業化和信息化是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基本方向，在我國已經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時，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這一方向。無論是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并以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還是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導地位與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大力發展，都需要有較大的投資、較高的投資率。這是由我國工業化的特殊前提和現實水平所決定的，也是我國工業化與其它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不同所在。因此，我們不應用發達國家的歷史及現實的投資率與消費率的水平來框定我國，更不能以其為標準來裁定我國的投資率與消費率是否合理。
實際上，按照鄧小平“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的跳躍式發展思路，我們不可能“按部就班”、穩穩當當地來發展自己，而需要不斷打破既有平衡，在某一方面實現突進式的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出現投資率高與消費率低的狀況，是與同期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相適應的�？梢栽O想，如果這十幾年來我們仍然是穩穩當當地發展，發達國家急于轉移制造業的機遇我們就很難把握，我們利用國外資源的途徑就會受到限制，我們今天的發展成就就會大打折扣。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就業壓力開始嚴峻起來，進入新世紀更為突出。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城鎮2001年的失業人數為1407萬，2002 年為1620萬，2003年為1643萬。而農村失業人口數量更為巨大。“據估算，農村至少有1.5億剩余勞動力需要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城鎮和農村每年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大約1200多萬人。”“2001年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57、3萬人，當年新增下崗職工234.3萬人。年末，實有下崗職工 1515.4萬人。城鎮登記失業者為681萬人，比上年末增加86萬人，登記失業率為3.6%，比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我國盡快形成可以吸納這些過剩勞動力的生產能力。加大投資力度，盡快改變目前較大的下崗待業、失業與半失業比重較高的局面，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環節之一。
另一方面，從投資乘數效應看，加大投資力度也能增加整個社會有支付能力的貨幣需求。投資乘數是指因投資支出所帶來的國民經濟變化的效應。它表現在：“某一部門投資的增加，必然會引起對相應的資本品需求的擴大，這又會導致該資本品部門生產和就業的擴大，并相應地使收入增加;收入增加直接引起對消費晶和勞務需求的相應增加，這又會導致消費品部門生產和就業的擴大，同時促使服務業規模擴大，于是引起國民收入以更大的幅度增長。”從經驗數據看，“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為非農產業提供80萬個新的就業崗位。”因此，“投資的增加可以帶來全社會收入和就業多倍的增加”“通過最初財政投資造成層層傳遞的收入增長及消費需求增大，從而實現市場總需求的全面擴張。”雖然投資乘數效應客觀上有一個“時滯”的過程，也就是從投資到拉動就業、消費有一個時間滯后的過程，但畢竟通過即期的投資可以帶動將來更大規模的就業與消費。因此，我們也就需要正確認識投資率偏高的積極作用及其客觀必然性。
實際上，我國目前投資率偏高與消費率偏低的真正問題不在于投資率高而在于消費率低。人們習慣于按照在GDP中投資率與消費率是一種“此消彼長” 的慣性思維，把消費率偏低看成是投資率過高的必然結果。因此也就會得出要提高消費率就必須削減投資量的結論。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消費率實際上是由多重因素決定的，其中最基本的因素是我國近年來出現的貧富過于懸殊、社會保障一定程度的缺位。
要消費，首先必須有可供消費的貨幣收入;要提高消費率，必須有更高的貨幣收入。但就我國多年來的實際情況看，能夠滿足必要消費的貨幣收入在相當多的城鎮居民中還不具備。2003年我國首次突破了人均1000美元大關，但同時也伴隨了貧窮落后地區人均不足100美元。英國《金融時報》2007年1月8日登載的阿瑟·克羅伯的文章指出：中國存在著“兩個層次的消費國”，一個是“糊口的中國”，其人口不少于10億，“基本只購買用以維持生計的衣食”;另一個是“消費的中國”，包括1—3億人，“他們收入可觀，構成了自由消費的大軍”。前者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農村人口和城市中的貧民。這樣一個有10億之眾的龐大人口因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貨幣，并沒有成為事實上的或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消費者，這是導致我國目前消費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這是“糊口的中國”中貧困程度較為嚴重的部分。這其中雖然有一定比例的“懶漢”在“吃救濟”、靠救濟生活，但其中的絕大多數還是想要謀得一個可靠的職業，通過自食其力來解決生活來源問題的。然而經濟轉型后所出現的“結構性失業”，使新補充的勞動力想要獲得一個職位的就業要求，卻不能得到滿足，這就不僅僅是勞動者個人的問題了。在此情形下，政府不得不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但內陸不發達省份特別是貧困地區的省份由于財力有限，只能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只能滿足對糧食的需求，菜蔬類副食品很少購買，更沒錢購買蛋、肉、禽類副食品。其中更為貧困者甚至于到菜市場撿拾丟棄的菜葉，擇其可食用者來補充維生素的情形，報端亦常有報道�；旧钌星译y以保證，何以能夠“提高”其消費率?顯然，消費率過低并非是由投資率過高導致的，政府再分配功能不到位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已經脫離貧困剛剛進入到溫飽的人口，在“糊口的中國”中占有的比重是最大的。但對貧困心有余悸，望子成龍、望女成風的傳統觀念，以及在一些獨生子女家庭中顧及到晚年幸福的預期，使這部分人口不敢過于消費，更談不上超前消費了。他們在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后的絕大多數收入，或者將要用于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或者用于晚年的養老，或者作為不時之需而被存貯起來。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顯示，從2001年以來，城鎮居民的個人儲蓄就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長。2001年城鎮居民個人儲蓄余額達到73，762億元，比上年增長14.7%;2002年增至94，307億元，比上年增長17.1%;2003年突破10萬億大關，達110，695億元，比上年增長17.4%;2004年為126，196億元，比上年增長14.0%;到2005年，城鄉居民的個人儲蓄余額突破14萬億，為147，054億元，比上年增長了16.5%。依據這些數據計算，整個“十五”期間，城鎮居民個人儲蓄的平均增長率高達15.94%。這樣高的儲蓄增長率和儲蓄余額，反映出國民對未來消費異乎尋常的關注，對即期消費的多重顧慮。
在熟諳西方經濟學的學者們看來，個人收入分為即期消費與遠期消費。前者構成當前的實際消費，后者形成銀行儲蓄。銀行儲蓄既可通過銀行貸款轉化為投資，也可通過儲戶的提現而轉化為延時性的實際消費。但令許多外國經濟學家不解的是，中國的儲戶們提現的規模太小，更多的貨幣存在銀行中久久不能轉化為消費基金。其原因顯然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而是各種非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
這同樣也是一種非經濟因素的作用。勤勞節儉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也是中國共產黨艱苦奮斗精神的民族文化來源。塞繆爾·亨廷頓從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發展原因中，試圖要說明勤勞、節儉等中華文化的作用，將會使中國成為“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根”。從大多數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上可以看到這一傳統美德的作用，也可以看到“低調”做人的謙虛謹慎或“謹言慎行”，還可以看到“小富即安”、“隨遇而安”、“既來之則安之”的恬淡。這在物欲橫流的當今世界中是難能可貴的，但也造就了相當多的中國人缺乏競爭意識，忽略物質享受的民族心態。而這種心態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引致了當前我國消費率偏低的結果。
顯然，我國當前消費率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僅僅歸結為投資率偏高。這也就需要我們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從經濟、文化和社會保障等多重角度上解決我國目前消費率過低的問題。
在GDP中，投資率與消費率的“此消彼長”關系并不意味著消費總量的降低是由投資總量的增加造成的。在不改變投資總量的前提下，也同樣可以增加消費總量，從而提高GDP中消費的份額，改變 GDP中的投資率與消費率比例。由于我國進入工業化的歷史前提具有特殊性，在我國走向工業化、信息化和現代化的歷史途程中，必然會出現一個超常規發展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內，保持一個較高的投資量，維持一個較高的投資率將是一種“常態”。我們既不應把低消費率看成是高投資率的結果，也不應將二者對立起來。應該換一個角度來思維;也就是在不降低投資總量的前提下來考慮消費總量的提高的問題。
實際上，從連續不斷的再生產角度觀察，投資總量與消費總量并非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一個高的投資額之所以不會削減消費量，是因為由高的投資額與高的消費額可以組成一個更大的GDP總量。把投資總量與消費總量看成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是以GDP一定為前提的。如果從連續不斷的再生產過程來考察，GDP恰恰是不定的。因此，把較高的投資額看成是對消費額的擠占，從而形成投資與消費之間的所謂“此消彼長”關系，不過是短期的靜態觀察所得到的結論，從較為長期的動態角度來觀察，投資與消費并非“此消彼長”，而可以是相互促進的。
就短期觀察，在GDP一定情況下，會出現消費受到影響的結果，但這種影。向并不是由投資率過高造成的，直接的原因是宏觀經濟政策出了問題。列寧對馬克思關于兩大部類在擴大再生產中的基本關系進一步概括道：“可見，資本主義國內市場的擴大，在某種程度上并‘不依賴’個人消費的增長，而更多地靠生產消費。但是，如果把這種‘不依賴性’理解為生產消費完全脫離個人消費，那就錯了：前者能夠而且也應該比后者增長得快(其‘不依賴性’也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產消費最終總是同個人消費相關聯的。”顯然，投資不能孤立增長，而必須保持一種與消費相協調的增長。只有這樣，才能使因投資而擴大了的生產品得到實現，否則就會出現生產過剩，再生產也就難以為繼。但這不應成為把投資拉回到原有規模的理由，恰恰相反，社會應該把增加就業機會、擴大國民的消費基金數量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來予以協調。
當然，由擴大投資到隨之擴大消費這二者之間存在一個“時滯”問題。這說明，在消費沒有同投資協調增長的區間內，國民的即時消費會受到影響，從而產生目前消費與同投資擴張相適應的消費之間的差額，這實際上是一個目前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的矛盾。從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道路來看，大多是用犧牲當代人或幾代人的目前消費換來后代人的更高消費水平的方式予以解決的。例如英國在走向工業化的進程中，從圈地運動等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開始，用了三個多世紀的時間，犧牲了十幾代人的利益才換來了率先進入工業化時代的成果;日本在“二戰”后作為戰敗國，在結束了美國軍事管制后的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也是靠犧牲這20多年間幾代人的利益才逐漸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雖然這其中不乏“非人道”的殘酷，但一代又一代的當代人為后代人做出貢獻，也不乏可堪稱道的奉獻精神。
有鑒于此，我國解決目前投資率高與消費率低并存的問題，就是要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以解決城鎮居民無錢消費，有錢不愿消費、不敢消費的問題。為此，就需要一方面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來進一步促進發展，繼續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另一方面則要大力調整我國的分配格局，加大國家宏觀上的再分配功能，努力尋找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社會的可承受度的最佳結合點，將保持較高投資量與提高消費率統一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既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又推進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的整體構建，確保我國工業化、信息化與現代化的早日實現。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