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5-31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引言 在經濟思想史研究中，卡爾普利布拉姆(KarlPibram)所著的《經濟推理史》(AHistoryofEconomicReasoning)被認為是與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米切爾的《經濟理論的類型》相媲美的三大名著之一。這部著作之所以能夠稱得上是經濟思想史研究中的經典著作，不
引言
在經濟思想史研究中，卡爾·普利布拉姆(KarlPřibram)所著的《經濟推理史》(AHistoryofEconomicReasoning)被認為是與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米切爾的《經濟理論的類型》相媲美的三大名著之一。這部著作之所以能夠稱得上是經濟思想史研究中的經典著作，不僅是因為普利布拉姆在其中展現出的淵博學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在其中所采用的獨到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這種史學方法有兩個突出的特點：首先，強調經濟學中不同推理模式對經濟思想史中不同研究傳統的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影響，而不同的推理模式又被看作是歷史上曾流行的哲學社會思潮的產物;其次，它認為經濟思想史上持續存在著多元的經濟學研究傳統，并且一度形成了假設推理(hypotheticalreasoning)、有機推理(organismicreasoning)和辯證推理(dialecticreasoning)這三種推理模式及其對應的經濟學研究傳統并存的多元格局，并將這些推理模式的根本分歧追溯到了唯名論和本質主義的矛盾上。
哈耶克曾經評價普利布拉姆是經濟思想史“這個領域最有學識的人當中無出其右者”。需要說明的是，普利布拉姆所說的推理模式這一概念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如歸納法、演繹法等具體的推理形式，但這一概念的外延要廣泛得多，和我們通常所說的經濟學方法論更加接近。
經濟學推理模式與哲學社會思潮
將每一時期的經濟學說的推理模式與該時該地出現的社會思潮，特別是哲學思潮聯系起來考察是普利布拉姆的《經濟推理史》的第一個突出特點。他認為各個歷史時期所特有的哲學社會思潮決定了那個歷史時期經濟思想所采取的推理方法。
按照普利布拉姆的觀點，各種經濟學說之間的差異可以追溯到它們背后的哲學社會思潮的不同上。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類經濟思想既會受到當時的哲學社會思潮的影響，同時也會受到它所追隨的經濟學傳統的影響。同時，這種影響不單在于研究者會采取什么樣的方法進行研究，也在于什么樣的研究結果會被人們接受和傳播。
普利布拉姆的這種經濟思想史觀是他腦海中的一個更加宏大的歷史觀的一部分。按照這種歷史觀，不單是經濟思想，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現象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當時的思想潮流以及思想潮流所決定的推理模式的影響。顯然，普利布拉姆這種將觀念的轉變作為社會形態變遷的決定性因素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值得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做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
盡管普利布拉姆確實試圖去論證這樣一個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經濟思想史研究范圍的命題，但是他的論證卻不是那么一致的。一方面，他認為，盡管經濟思想的內容會受到當時社會經濟環境變化的影響，但是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歸根到底還是要追溯到推理模式的變化上。但另一方面，這種邏輯在《經濟推理史》中卻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的論證。在更多的時候，普利布拉姆實際上是將經濟思想中蘊含的推理模式作為一個單獨的因素分離了出來。他認為，經濟學家們的推理模式主要是受當時流行的哲學社會思潮影響的產物，而這種推理模式的自身特點限制了經濟學家們能夠得出什么樣的結論。按照這種思路的邏輯，哲學社會思潮并不能直接告訴經濟學家研究的結論是什么，而是通過影響經濟學家采取的推理模式來間接影響其經濟思想的。但在方便的時候，他也不排斥用社會經濟因素來解釋經濟思想當中出現的變化。
顯然，這種經濟思想史觀是與很多流行的觀點相對立的。比如，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當中就對哲學社會思潮對經濟分析的影響評價不高。這種忽視不同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存在的觀點促成了輝格史觀在經濟思想史研究當中的大行其道。在忽視多元并存的相互對立的經濟學推理模式的情況下，這種觀點將某類經濟理論及其方法作為評判過去經濟思想的準繩，從而經濟思想史就被處理成了某一類理論獲得勝利而其他種類的理論被淘汰的過程。
普利布拉姆的《經濟推理史》是對這種流行觀點很好的回擊。正是因為一直存在著難以調和的在方法論層面上的不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于理解不同經濟思想以及它背后的方法論假定來說是必要的。普利布拉姆在全書的結尾處這樣寫道：“以上的討論旨在為很多經濟學家所提出的一個問題提供解答：為什么要一直花這么多工夫去闡明和教授經濟思想史，而自然科學史雖然一直被當作科學推理總體發展的一部分但卻沒有被作為學術課程的一個構成部分?賦予經濟思想史以社會地位是由于這個事實：經濟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一直以來都是對立思想模式之間不斷更新的紛爭的競技場。對經濟學這個詞有著分歧很大的解釋;對于基本經濟問題和處理這些問題的恰當方法的選擇從來就沒有達成過共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考慮經濟問題和對它們進行分析的歷史背景，我們就不能完全理解這些經濟問題和對它們所進行的分析。”
經濟思想史中的兩大推理模式：唯名論與本質主義
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是普利布拉姆的《經濟推理史》的另一個突出特點。伊利亞斯·L.哈立勒(EliasL.Khalil)將普利布拉姆的《經濟推理史》視為普遍主義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代表。這種普遍主義的方法論認為思想史上的“經濟理論只是改變了其外觀而保留了一個恒久的核心或者本質”。這種核心或本質一般不是指某種具體的理論，而是指方法論層面的某種特征。對于普利布拉姆來說，這種方法論層面的核心問題就是唯名論(nominalism)和本質主義(essentialism)，他有時也使用普遍主義(universalism)一詞的對立。
普利布拉姆的這種區分源于中世紀關于唯名論與唯實論(realism)的爭論。本質主義者認為，人類可以通過理性認識到事物的本質。因此，本質主義的推理就表現為試圖確定事物的本質，并認為由此人們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知識。而唯名論者則認為，人類是不能認識到事物本質的，本質只是人們主觀賦予在一類事物上的概念而已。因此，唯名論者的推理并不試圖探討事物的本質是什么，而是試圖確定概念之間的相互關系。
按照普利布拉姆的觀點，如果將唯名論和本質主義視為經濟學推理模式的兩極，那么，經濟思想史中的各種經濟理論則處在這兩極之間的不同位置上。極端的本質主義推理的代表是中世紀的經院式推理(Scholasticreasoning，由于托馬斯·阿奎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所以普利布拉姆稱這種類型的經濟學為托馬斯經濟學(Thomisticeconomics)。這種經濟學試圖按照上帝的意志來確定經濟概念的本質，從而對各種經濟現象做出符合教義的評判。在經濟學推理模式的兩極的另一端，唯名論的代表則是經由邊際主義和數學化的盛行在一戰之后初步成型的假設經濟學(hypotheticaleconomics)，它的推理方式被普利布拉姆稱為假設推理。
普利布拉姆認為，長期以來經濟思想史中就一直并存著多種經濟學推理模式。它們依據和這兩種對立觀點的相近程度散落在了這兩極之間的區域中。在19世紀之后，則明顯地出現了三種不同推理模式并存的局面：以邊際經濟學為代表的假設推理、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書中稱為辯證經濟學dialecticeconomics)為代表的辯證推理和德國歷史學派(書中稱為有機經濟學organismiceconomics)為代表的有機推理。普利布拉姆認為，在這三種推理模式當中，假設推理更接近于唯名論，而另外兩種則更接近于本質主義。在歷史上，這三種推理模式有著各自的發展脈絡。
普利布拉姆對兩大推理模式的評價與批判實在論的反思
(一)普利布拉姆對兩大推理模式的評價
普利布拉姆對兩大推理模式的態度有些曖昧不清。在理論層面上，他力圖秉持著一種中立的立場而不對各種推理模式的優劣進行評判。他認為：“沒有普遍接受的標準來做這種判斷。”從這點來看，他對不同的推理模式都是包容的。將歷史上的經濟思想的本質追溯到唯名論和本質主義的分歧上，作者的這個做法本身就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推理。另外，他認為，受制于最優化和均衡觀念，唯名論的假設推理模式是一種靜態的系統。用這種系統來處理時間上的變化，特別是歷史上的突變會顯得非常困難。但是，本質主義的推理模式(德國歷史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這樣的困難。同時作者認為，與德國歷史學派相比，馬克思的辯證推理要更加成熟，邏輯上也更加一致。
雖然在理論層面上普利布拉姆保持著中立，但是在實踐層面上或者說政治實踐上，普利布拉姆的偏向是很明顯的。在《對立中的思想模式》當中，他將唯名論的推理模式和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而將本質主義的推理模式和納粹極權主義以及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聯系在一起。結合普利布拉姆的生平，他產生這種想法不足為奇。普利布拉姆在納粹上臺之后動亂的時局下生活過，他曾目睹受到極端思想蠱惑的青年學生焚毀書籍，曾經因學生暴動而受到死亡威脅。他因此舉家逃往了美國。普利布拉姆作出這種論斷的理由是：本質主義推理以及它常常采取的目的論式的論證意味著一種歷史決定論。
(二)批判實在論的反思：科學實踐的本質與唯名論的誤解
在1997年的一篇經典論文當中，安德魯·謝爾(AndrewSayer)對本質主義作出了基于批判實在論的評價。他認為，本質這個概念是混雜的，本質既可以指一種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屬性，又可以指事物當中蘊含的生成機制(generativeproperty)，這種生成機制與事物能夠發生什么變化有關。但是這兩種本質是沒有必要重合的。強的本質主義觀點認為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個區別于其它事物的本質，這是不必要的。而一種溫和的本質主義則是可取的。這種觀點認為不是任何的事物都有本質，而將本質視為事物當中蘊含的生成機制。這種溫和的本質主義是和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相契合的。
如果我們回想普利布拉姆對本質主義和歷史決定論的質疑，我們會發現人們之所以會將本質主義和歷史決定論聯系到一起，是因為人們錯誤地理解了因果規律。批判實在論認為，如果科學實踐是可理解的，那么因果規律就不能是一種事件規則性，而應當是一種實在層面的機制、結構、趨勢。實驗室活動的目的在于以人為干預的方式控制其他趨勢的影響從而使得某些趨勢的作用顯現出來。而到了實驗室之外的開放系統當中，不同的趨勢在共同發揮著作用，而具體哪些趨勢在發揮作用需要取決于具體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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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這種對因果規律的重新認識，“因此要通向決定論有四重障礙。首先，因果力量——比如生孩子的能力——是否存在依賴于具體情況下可能出現的特定結構或物體。第二，這些力量是否發揮作用是依情況而異的，而不是前定的。第三，是否以及什么時候它們發揮作用，這些結果依賴于和其他可能有關的現象之間的調和——或者說中和。第四種可能是，自然的或者社會的因果力量本身(并不只是說是否以及在什么情況下發揮作用)是可以改變的”。
這時，如果我們重新回到前面關于本質主義的探討中，我們會發現溫和的本質主義觀點與批判實在論是一致的，它們同樣將因果規律視為實在層面的機制、結構、趨勢。由于錯誤地理解了因果規律，普利布拉姆錯誤地將本質主義和歷史決定論畫上了等號，這使得他在政治立場上更加偏向于唯名論的推理模式。但問題是，如果將唯名論視為本質主義的對立面，如果將唯名論視為否定一切本質的存在，這就產生了由唯名論滑向相對主義的可能。這使得唯名論意味著科學實踐當中產生的對規律的認識都是由人類主觀生成的聯系，而與客觀實在沒有關系。按照這種觀點，我們就會難以理解人類社會所有的科學實踐，難以理解這些科學實踐所取得的成功。而且，按照這種觀點，估計差不多所有這個名目下的經濟學家都不會同意自己是唯名論者，都不會同意自己的實踐沒有在尋找因果規律。
然而，出于其他的理由，他們仍然可能成為唯名論的支持者。盡管唯名論名下的經濟學家可能都不會同意自己的實踐沒有在尋找因果規律，但是他們可能會贊同要反對歷史決定論;并且他們可能更會贊同沒有什么本質主義者所說的社會關系、組織制度、主權國家、人類社會的本質，而只有孤立的個人和這些個人相互之間產生的聯系，由此，這些經濟學家們就有可能成為唯名論的擁護者。
但事實上，這種做法已經事先假定了人類社會在實在層面的結構、趨勢、規律都是如同原子之間機械關系，到頭來只是用一種原子論形式的本質主義取代了一種本可以更加開放且更加現實的本質主義。因此，唯名論與其說是那些經濟思想的推理模式的本質，不如說是一種它們共有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作用在于，它阻止了追隨它的經濟學家從實在層面來認識自身實踐。這種意識形態使得這種情況成為可能：在不自知的情況下，這種推理模式的經濟學在實在層面上被賦予了某種先天的假定，而這種先天的假定的存在就注定了這種推理模式的經濟學被束縛在了自設的狹隘范圍內。按照托尼·勞森(TonyLawson)的觀點，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當中類似的狀況是由數學演繹主義帶來的。
批評和總結
盡管普利布拉姆的《經濟推理史》篇幅非常之大，但是與它所考察的浩瀚無垠的經濟思想史相比，這部著作仍然顯得容量不足。這就使得它對很多經濟思想的考察不夠深入，甚至有失偏頗。
這部著作將經濟思想史上各種經濟思想置于一個廣闊的哲學社會思潮背景當中進行考察，這種研究方法是具有開創性的。在普利布拉姆描畫出的經濟思想史的整體圖景中，輝格史觀所構想的線性累積的發展道路是子虛烏有的。
《經濟推理史》在梳理哲學社會思潮與經濟學推理模式的關系的基礎上，試圖去探討在經濟學推理模式當中的，也就是方法論當中的某些核心因素。這種嘗試正是哈立勒所強調的普遍主義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意義所在。普利布拉姆將方法論的核心問題視為唯名論和本質主義之間的矛盾，這種觀點正如上文所述是錯誤的。但是，普利布拉姆的考察仍然是有啟發性的。他的研究突顯了經濟思想史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重要作用。普利布拉姆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從歷史的角度進一步認識現代經濟學在方法論問題上的分歧，從而為經濟學范式的變革提供歷史經驗和理論的支持。——論文作者：賈根良何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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