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4-27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家庭農場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統籌城鄉發展、拉動農村經濟增長、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力量。運用宏觀層面與微觀主體視角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兩個家庭農場典型案例進行系統研究，并對其經營模式與發展路徑加以比較發現，兩個家庭
摘要:家庭農場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統籌城鄉發展、拉動農村經濟增長、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力量。運用宏觀層面與微觀主體視角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兩個家庭農場典型案例進行系統研究，并對其經營模式與發展路徑加以比較發現，兩個家庭農場分別基于規模經濟和循環經濟視角出發，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成效，對于其他家庭農場發展能夠起到一定的示范性作用。然而，在家庭農場經營發展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制約因素，如缺乏農業保險托底、農業經營貸款難、土地流轉障礙以及臨時雇工短缺等，這些都亟需有關支農、扶農、惠農的政策性保障措施予以重點傾斜�；诖�，為促進家庭農場高質量發展，文章最后提出了相應政策建議。
關鍵詞:家庭農場;經營模式;路徑選擇;案例調查
一、引言
經營模式及路徑選擇作為家庭農場發展的內在選擇方式，是家庭農場發展定位的重要體現。自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發展家庭農場后，我國家庭農場發展迅速，其經營模式亦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家庭農場的形成與發展是對我國家庭經營制度的繼承和完善[1]，亦是農業生產經營由“多而散”向“少而精”的過渡轉變。培育壯大家庭農場，有利于促進農村形成支柱產業，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助力農村產業興旺[2]。
家庭農場經營模式是家庭農場經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有機統一①。研究家庭農場經營模式及發展路徑，能夠為家庭農場發展積累理論基礎，為農業生產經營管理注入思想活力，將對家庭農場主體的培育和發展提供一種全新的研究視角和范式。現有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主體對接方面。按照主體對接劃分，以“農戶+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為基礎，可以將家庭農場經營模式歸納延伸為“農戶+家庭農場+合作社”“農戶+家庭農場+農業企業”和“農戶+家庭農場+社會化服務機構”經營模式[3]。以“家庭農場+合作社”經營模式為基礎，又可以延伸出“家庭農場+合作社+公司”“家庭農場+合作社+超市”“家庭農場+合作社+直銷(社區)”“家庭農場+合作社+合作社自辦加工企業”和“家庭農場+合作社+龍頭企業”五種經營模式[4-5]。除此之外，還涌現出“家庭農場+農場主協會”“家庭農場+農業社會化服務”等經營模式[6]。這一系列特征現象表明，家庭農場與其他農業經營主體的聯合與合作正在不斷深化發展，家庭農場開展聯合與合作的經營模式更是為其生產經營實現節本、增產和增效增添了保障[7]。二是經營結構和區域典型方面。從經營結構來看，朱啟臻等認為最為理想的模式是多種經營的綜合性農場，它能夠使農業的綜合價值得以具體體現[8]。按照區域典型家庭農場發展的劃分，現已形成上海松江、浙江寧波、安徽郎溪、吉林延邊和湖北武漢五大發展模式[9]。三是經營規模與生產效率方面。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主要受制于生計需要下限和經營承受上限的條件約束[8]。一些學者認為小型農場更具生產效率[10]，“小而精”的家庭農場才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正確道路[11]。同時，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論證了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的負相關關系[12]，但這種效應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減弱[13]。由此可見，家庭農場的適度規模經營理念受到了廣泛認可[14-16]，這種理念是家庭農場自身發展受土地租金、成本收益、經營結構、社會化服務和議價能力等諸多因素共同影響而逐漸形成的[17]。四是發展理念方面。我國家庭農場目前已開始呈現生態和低碳化經營發展的特征[18]，但家庭農場總體上仍處于粗放式發展，其應用綠色生產技術的比重依然偏低[19]，綠色生產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20]。此外，家庭農場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日益成為集生產和服務于一體的新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在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中發揮著核心作用[21-22]。為進一步引導、扶持和推動家庭農場實現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經營環境顯得尤其重要[23]。
總的來看，已有研究對家庭農場經營模式和發展路徑進行了系統分析，這對本文研究開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但是，通過文獻梳理發現，有關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的研究大多是較為宏觀層面的歸納，在從家庭農場案例實踐著手，深度挖掘其內在機理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此外，家庭農場的發展路徑與農場主個人經歷、政策、土地、勞動力和資金等密切相關，這就需要深入實踐，將家庭農場發展路徑系統地放入到整體框架中來進行研究分析。因此，本文基于2019年5月筆者對來自遼寧和吉林的兩個典型家庭農場的深度訪談資料，對家庭農場的經營發展概況進行深入探討，以期系統剖析其內在機理，揭示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的形成及發展路徑選擇的典型特征。
二、樣本地區家庭農場的發展概況與經驗比較
(一)遼寧、吉林兩省家庭農場發展概況
兩省在家庭農場發展方面存在一些差異，但家庭農場總體上均已達到適度規模經營水平。截至2018年底，遼寧省家庭農場共計7887個，其中縣級以上示范性農場1869個。遼寧省家庭農場平均土地經營規模為253.7畝，平均每個家庭農場擁有勞動力4.3人，其中家庭成員2.8人，常年雇傭勞動力1.5人。吉林省家庭農場總數達到26800個，其中縣級以上示范家庭農場2141個。家庭農場平均土地經營規模為200畝，平均每個家庭農場有勞動力3.39人，其中家庭成員2.46人，常年雇傭勞動力0.93人(見表1)。由此看出，吉林省家庭農場在數量上明顯多于遼寧省，但其家庭農場戶均經營土地面積小于遼寧省。此外，在戶均勞動力數量方面，遼寧省較吉林省高出將近1人�？傮w而言，吉林省和遼寧省家庭農場戶均土地經營規模都位于200-300畝之間，達到了適度規模經營水平。
(二)遼寧、吉林兩省家庭農場的發展經驗與問題
兩省在培育家庭農場方面擁有各自的發展經驗，但均面臨著一些現實制約因素。遼寧省通過合理控制經營規模、打造精品特色農產品和加快產業融合發展來培育發展家庭農場，吉林省則通過建立家庭農場質量安全追溯制度、構建“產加銷一體化”經營模式和推動農村實用人才隊伍建設來發展家庭農場。盡管兩省家庭農場發展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兩省培育發展家庭農場的同時也面臨著現實問題，如農場主老齡化、教育程度低、生產成本高和產品缺乏競爭力等(見表2)。
三、家庭農場典型案例的經營概況
(一)家庭農場典型案例基本情況
案例1:家庭農場A于2014年注冊成立，2016年被評為省級示范家庭農場①。農場主一家5口人，農場主高中畢業后開始從事農業生產經營，先期種植十幾畝地，為追求更高收入，2014年開始流轉土地，并于當年成立家庭農場。農場主配偶屬于職業農民，生于農村且一直從事農業生產經營，農場主兒子、兒媳帶著孩子在外務工，基本不參與自家農場生產經營。家庭農場A共經營土地340畝，其中流轉土地330畝，主要以種植優良品種水稻為主，現已全部實現機械化作業。此外，農場A通過采用產銷一體化經營方式，塑造優質大米品牌，極大地拓寬了市場渠道，提高了農產品附加值。在不斷經營發展中，該家庭農場逐漸形成了“家庭農場+社會化服務+自辦加工企業”的經營模式，其生產的品牌大米遠銷撫順、遼源、通化、長春、通遼和天津等城市。由于樹立了良好的品牌信譽，家庭農場A所生產的優質大米在當地擁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
案例2:家庭農場B于2014年注冊成立，農場主屬于大學生返鄉創業典型，目前擔任村委會副主任一職。目前該農場家庭成員共7人，農場主承擔農場經營的主要工作。農場主父母和配偶均在自家農場工作，兒子和女兒目前正處于上學階段，其姐姐基本不參與農場生產經營(當地鎮上工作)。目前該農場共經營土地860畝，其中785畝用于糧食生產(自家承包地35畝、流轉土地750畝)，75畝開荒魚塘用于漁業養殖，土地流轉共涉及35戶農戶。同時，該農場基于風險分散理念，采用種養結合的經營方式，發展生態循環農業，主要從事水稻、玉米和黃豆等糧食種植，肉鵝、雞鴨等畜禽養殖，以及農產品加工與銷售，旨在提供優質、安全和健康的綠色農產品。通過利用互聯網平臺宣傳，在市區設立綠色農產品直營店，對外提供農機社會化服務，家庭農場B逐漸形成了“家庭農場+龍頭企業+社會化服務+直營店”的經營模式，有效拓寬了銷售渠道并顯著增加了農場收益。
(二)家庭農場典型案例的比較與分析
1.經營模式。家庭農場A采用“家庭農場+社會化服務+自辦加工企業”的經營模式(圖1)，主要以種植優質品種水稻為主，此外還種植少量玉米(7.5畝)。為促進土地集中連片，適應機械化作業，農場A通過流轉周邊農戶土地以避免分散化經營。但在土地流轉具體過程中，當地有些村民不愿意將土地流轉出去。為解決這一問題，農場主通過求助當地村委會予以居中協調，為不愿意轉出土地的農戶提供就業機會，以雇傭的方式將農戶吸納為家庭農場勞動力，從而實現雙方共贏②。農場A經營發展的主線是生產優質大米，通過引進良種、機械化生產經營和應用測土配方技術，從而實現精準施肥、改良土壤肥力、提高作物產量和增加農場收益。此外，為更好地優化資源配置，家庭農場A在滿足自家生產需要之余還為周邊農戶提供農機社會化服務以拓寬增收渠道。在農產品生產加工方面，家庭農場A配備有2000平方米的稻米加工廠房，通過對稻谷進行一系列加工處理，最后對成品大米進行真空處理和紙盒包裝，實現了優質大米的標準化生產，這種深加工、優品質的農產品處理方式滿足了消費者對糧食的差異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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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農場B通過采用“家庭農場+龍頭企業+社會化服務+直營店”的經營模式，在農場治理和產品銷售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土地流轉方面，農場B相對農場A較為順利。此外，農場B經營的土地更為集中連片，極大方便了家庭農場的生產、經營和管理。同時，為樹立品牌意識，該農場注冊了品牌商標，目前經營有糧食作物(高粱、水稻、甜玉米、食用玉米、馬鈴薯和黃豆)、家禽(雞、鴨、鵝和豬)、各種蔬菜以及魚類。這種多種類種養結合的方式降低了市場價格波動和自然災害等帶來的風險，形成了有效的風險分散機制，但這也同時使農場B面臨著生產專業化程度較低的現實問題。在產品宣傳推廣方面，農場主利用抖音、快手等互聯網平臺積極宣傳自家農場生態種養的經營理念，這對其產品銷售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另外，該農場與當地龍頭企業開展密切合作，由龍頭企業對其生產的初級農產品進行加工、包裝，而后農場以線上線下兩種方式進行銷售。2018年農場B線上(網絡銷售)和線下(直營店)兩種方式的收入分別占到農場加工產品銷售收入的25%和75%①。
2.經營特征。基于表3對兩個案例農場基本情況的呈現及比較，可歸納總結出以下六個方面的經營特征。
第一，農場主從業經歷不同，但都具有農業農村的豐富經驗。本文兩個家庭農場典型案例的農場主均為男性，但在年齡上存在較大差異。此外，二者在從業經歷上存在明顯不同，農場主A屬于職業農民，是農業生產經營的“老把式”，具有相當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農場主B則主要是基于對農業生產經營的熱愛，同時本身又生于農村，這促使他大學畢業后走上了返鄉創業的道路，成為了一名職業農民。
第二，農場主受教育程度不同但都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農場主A雖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由于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資源和資本，從而彌補了受教育程度的短板。農場主B受過高等教育，雖然農業生產經營的經驗較少，但是其學習能力、思維方式和開拓精神較一般普通農民突出。此外，農場主B不僅加強對生產技術的學習，而且還參與了當地政府組織的國內外家庭農場經營管理考察培訓，這種國際化視野為其家庭農場走上生態種養之路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在對兩個家庭農場典型案例調研中發現，當地政府對家庭農場主的技能培訓較多屬于“大水漫灌”型，未能夠按照農場經營類型進行具體且有針對性的培訓，從而造成政府技能培訓方面的低效率甚至無效率，引致部分農場主對相關技能培訓逐漸失去興趣。這意味著，技能培訓要適應農戶自身經營發展的特征，應體現因人制宜、分類培訓和專業具體的培訓理念。①由于兩個家庭農場進行土地流轉在時間上具有不一致性，此處所列兩個家庭農場的土地流轉租金價格均為二者進行土地流轉的最新成交價格。
第三，專業化與分散化并存，各有優勢和條件約束。兩個家庭農場在經營結構上的差異，具體表現為專業化與分散化經營并存，各具優勢又各有不足。從農場經營來看，農場A種植結構比較單一，主要以種植水稻為主，全程使用機械化生產，屬于專業化生產經營方式。通過注冊商標從事品牌經營，采用產加銷縱向一體化發展的方式，農場A年純收入達到將近70萬元。然而，由于農場A種植結構單一且未購買農業保險，普惠性保險又不足以對經營風險托底，從而增加了農場生產經營風險。農場主B則充分運用風險分散機制，通過多種類種養結合的經營方式以抵抗自然災害和市場價格波動等風險，具有較高的風險抵抗能力，屬于典型的分散化經營方式。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家庭農場A采用多種類混合經營方式在抗風險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在產品專業化方面必然會受到制約，從而導致產品缺乏規模優勢。
第四，土地經營規模較大但基本上與其經營能力和發展需要相適應。在經營面積方面，二者土地經營面積均超過了300畝，這與我國“大國小農”的總體水平雖有所出入，但總體上符合東北地區農業生產經營的基本特征，與當地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對于二者在土地經營面積上的差異，主要是農場主基于理性經濟人考慮，結合自身經營結構上的特點，對農場利潤最大化做出的自發性選擇。經營范圍方面，農場B經營種類較為復雜，不適合完全機械化生產經營，較農場A需要配置更多的勞動力協同機械設備從事生產經營。而農場A經營種類較為單一，且自辦大米加工廠實行產加銷一體化經營，省去了與龍頭企業合作的中間環節，適合完全機械化生產經營，這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增加了農場收益。
第五，土地租金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對農場經營的可持續性構成挑戰。從土地流轉方面來看，家庭農場B的土地租金為500元/畝，低于農場A的土地租金700元/畝①。近年來，土地流轉租金持續上漲，2014年家庭農場A土地流轉租金僅為400元/畝，由于同行競爭，2019年土地流轉租金上升到1000元/畝。農場B于2010年開始流轉土地，當時租金僅約為50元/畝，實行一年一簽合同制，隨后逐漸上升到300元/畝(2013年)、600元/畝(2014年)、800元/畝(2015年)，而后土地租金價格保持穩定，維持在500元/畝左右。土地租金的持續上漲增加了農場生產成本，制約了農場的發展與持續性增收。
第六，土地規模逐年增加且趨于集中連片，這有助于推動家庭農場實現高質量發展。農場B土地集中連片，所流轉的土地形成一整塊土地，而農場A經營的土地分為5塊，其中最大的一塊土地為160畝，最小的一塊土地為21畝�？傮w來講，農場A土地雖然未能形成集中連片，但土地較為平整且地塊分散程度較小，仍然適合機械化生產經營，但是也因此提高了機械作業的難度。同時，土地的不集中連片促使農場主A增強了流轉土地和擴大規模的經營意愿。只有繼續流轉土地擴大經營規模，才能進一步提高農場A的農業生產效率和經營效益。此外，從表3可以看出，二者在土地流轉過程中都與農戶簽訂了土地流轉合同，這反映出土地流轉的規范化發展趨勢，也側面表明農場主對于合約必要性的重視。
3.勞動雇傭。
兩個典型案例農場均有常年雇工且偏好于雇傭關系型勞動力。家庭農場A中有家庭勞動力成員2人，家庭農場B中有家庭勞動力成員4人，二者均擁有常年雇工4人。在常年雇工中，親戚成為雇傭的首選，這表明家庭農場在常年雇工選擇中更青睞于選擇關系型勞動力。對于此，訪談中兩位農場主均表示選擇親朋好友一方面是因為農場主對親朋好友的熟悉程度較高，雙方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能夠有效降低雇主在勞動雇傭過程中的摩擦性成本和信息搜尋成本。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熟人(親戚、朋友)更具有責任感，在農場工作過程中能夠更加盡職盡責地履行合約。這表明，熟人社會觀念在家庭農場發展尤其是勞動雇傭方面具有重要的決定作用。因此，充分發揮熟人社會在家庭農場生產經營中的作用，既有利于凝聚家庭農場各成員力量，形成更為緊密、彼此信任的勞動分工體系，又有利于保障家庭農場發展的穩定性與持續性。
農場經營性質不同使得二者在常年雇工工資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就農場A而言，田間管理工作相對其他工作任務較重，從事田間管理工作的雇工工資為4萬元/年，其他類型工作的工資則為1.2萬-1.3萬元/年。相對于農場A，農場B除農機手每月工資4500元(一年發8個月工資)外，其他常年雇工工資均為3600元/月(見表4)。由于農場B為不完全機械化生產經營，在更大程度上需要人與機械的協同配合，使得農場B常年雇工的平均工資高于農場A的平均工資水平。
臨時雇工方面，由于家庭農場B為多種類混合經營，農忙期間自然需要大量的臨時雇工以滿足農場經營需要，臨時雇工一天最多可達20人，工資為150元/日。農場A由于機械化程度較高，農忙時節所需臨時雇工數量相對較少，一天最多可達10人，工資也低于農場B的臨時雇工工資水平。這表明，機械化生產經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農業勞動力，降低了家庭農場的雇工成本，但其臨時雇工工資之間的差異則是由當地勞動力市場整體外部環境所決定的。——論文作者：來曉東1，杜志雄2，郜亮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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