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0-12-10所屬分類：經濟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越南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但在貿易戰和新冠疫情背景下，該國成為外商投資熱土。 外資在越南的布局規模愈發龐大，呈現出合作與競爭并存局面 越南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但在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該國成為外商投資熱土。 日本政府斥資22億美元，以財政
越南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但在貿易戰和新冠疫情背景下，該國成為外商投資熱土。 外資在越南的布局規模愈發龐大，呈現出合作與競爭并存局面
越南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但在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該國成為外商投資熱土。 日本政府斥資22億美元，以財政力量支持日本企業將生產基地遷出中國，在7月公布的第一批遷往東南亞的30家企業中，有半數將遷往越南。 之后，《歐盟-越南自貿協定》8月生效，這一高規格協定將在十年內削減99%的雙邊關稅。 更不用說，韓國巨頭三星已將電子消費品生產全面撤出中國，大部分遷往越南，中國諸多制造業企業也將越南作為躲避美國關稅、轉移生產的首選目的地。
越南對外資吸引力何在?
越南吸收外資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1986年越南便效仿中國改革開放提出“革新開放”方針，但受經濟基礎薄弱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等因素制約，外資進入較慢，行業也主要集中在建筑和服務業。 2007年加入世貿組織后，越南開放全面提速，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躍上新臺階，制造業開始成為FDI的主要接收者; 自2015年后，產業從中國外遷、中美貿易戰等影響，越南吸引外資進一步提速。
可通過兩大維度分析出海投資的動機。 首先是從主導方看，可分為政府主導和企業主導，前者的特點是政府引導企業出海布局，基建等援助型項目占比高，后者的特點是企業主動出擊，制造業、服務業占比高。 其次是從經濟目標看，一是“效率追求型”投資，旨在調整產業鏈，利用東道國的成本優勢，提高利潤率，主要決定因素是薪資水平、勞動力技能、地價、基建水平、外資政策、貿易條件等; 二是“市場追求型”投資，旨在開發東道國的市場潛力，主要決定因素是人口、人均GDP以及GDP增速; 三是“資源追求型”投資，旨在獲得能源、礦產等戰略性資產，主要決定因素是資源稟賦和政治環境。
越南適合發展效率追求型投資，但其主要優勢并非市場廣泛認為的人力資源成本低廉。 實際上，盡管越南人均月收入僅有291美元，遠低于中國的1092美元、泰國的458美元、墨西哥的586美元，但除以人均產出后得到的單位勞動成本高達0.73，不僅遠高于東盟其他主要經濟體和墨西哥，也超過了中國。 換言之，如果只考慮生產側成本，那么在越南生產同樣數量產品的成本未必低于中國。
越南吸引外資轉移生產的真正優勢是：第一，經貿開放程度高。 貿易方面，作為東盟成員國，享受東盟共同體自貿市場以及“東盟+1”系列自貿協定(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等等)外，越南還加入了高標準的CPTPP和包含中國的RCEP，并與歐盟簽署了號稱“新一代自貿協定”的歐越自貿協定，對歐盟關稅將逐步降至零。 貿易戰使中美之間關稅大幅上升，更使越南的低關稅優勢凸顯。 越南的自由化舉措不僅旨在降低貿易成本，更意圖借此推進國內改革、實現高質量開放，打造堅韌、多元化的產業鏈。 投資方面，越南政局穩定，準許投資的范圍廣泛，根據OECD編制的2019年FDI限制指數，越南對外資開放程度高于中國，在東盟僅次于新加坡和緬甸。
第二，越南政府吸引外商的政策支持力度大，包括企業所得稅稅率低、優惠條件多，進一步增強其吸引力。 種種因素驅使外資不斷涌入越南，今年前八個月越南出口中，有64%來自外商投資部門。 越南的主要出口，如手機、計算機、機械、服裝、鞋類，均有外資的廣泛參與。
第三，市場追求型投資在越南亦大有可為。 參考中國歷史經驗，越南目前處于經濟起飛期，工業化蘊含著經濟增長、收入提升、城鎮化提速的巨大機遇。 越南人口接近1億，消費市場總量龐大; 人均GDP相當于中國2006年水平，收入提高催生消費升級; 越南城鎮化率只有36.6%，對比其他中等收入國家仍有廣闊提升空間。
越南外資布局現狀
越南的外國投資呈現出 “四分天下”的格局。 從總注冊資金看，2010年至2019年，韓國投資總額327億美元居首，日本、中國(含香港)、新加坡分別以285億美元、240億美元、215億美元緊隨其后。 在歐越自貿協定(EVFTA)和歐越投資保護協定(EVIPA)生效后，歐盟也將成為越南的重要投資者。 外資投資越南的宏觀邏輯無外乎實施產業鏈重構和開拓其國內市場，但各國投資越南背后的考量并不相同。 新加坡作為離岸FDI樞紐，不易穿透分析投資的來源，因此本文將重點介紹其余四大經濟體對越南的布局邏輯。
日本對越南投資的特點是國家主導，兼具效率追求型投資和市場追求型投資的屬性。 日本典型的出海戰略是發展援助在先、企業投資跟進，對外投資帶有強烈的經濟外交目的，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在經濟上屬于亞洲第一梯隊，在海外投資方面有先發優勢; 另一方面是因為二戰后日本實施和平憲法，一直是“非正常國家”，政治、軍事外交發展受限，因此有訴諸經濟外交的強烈動機。 典型模式是日本政府通過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提供官方發展援助(ODA)，向東道國授予特別經濟區開發貸款，發放路橋基礎設施建設撥款和貸款，由日本企業參與建設，再吸引企業入駐產業園。 日本希望以此促進與東道國的經貿關系，為企業后續投資展業提供便利。
在東南亞各國中，日本最為重視越南。 據JICA反映，日本是越南的第一大ODA來源國和基建投資國。 截至2019年6月，日本在越南基建投資達到2087億美元，是中國的兩倍，占日本在東南亞基建投資的一半。 越南的港口、鐵路和公用事業不乏日本投資身影，包括耗資580億美元的河內-胡志明市高速鐵路、河內城鐵1號線和2號線、Lach Huyen港口以及河內內排國際機場2號航站樓等等。 同時，住友、野村、雙日等商社在河內、胡志明市、海防等地投資興建了多個產業園。 這些產業園不僅能享受稅收優惠，提供水電等基本服務，還聘用當地專業人才，為企業提供政策咨詢。
日本企業在越南兼顧開發當地市場和謀求產業鏈布局。 日本出海企業更重視東道國本土市場，對東道國經濟的參與程度往往更加深入。 這體現在兩個特點上：一是商品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的比例高。 根據2019年日本經濟產業省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日本全部駐海外企業63.5%的營業收入為銷往當地市場所得，36.5%為出口所得。 駐越南日企的內銷和出口比例分別為46.9%和53.1%，出口部分中有65%運往日本，表明日企較看重越南出口服務東南亞和日本市場的作用。 不過，隨著越南本國消費市場規模擴大，日企在越內銷的比重可能上升。
二是較其他國家更為重視不可貿易的非制造業投資。 日本對越南的非制造業投資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險，這一行業占2005年-2018年日本全部對越直接投資的23%。 事實上，不只是越南，金融業在日本整個對外直接投資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線下零售批發也是日本企業布局越南的重點。 日本商貿公司和批發零售商海外投資總量已經達到6萬億日元，是非制造業中對外投資最多的行業。 由于布局早、質量高、商貿領域經驗豐富，日本企業將是越南消費市場擴張的最先受益者。
當然，制造業投資仍是主導。 經過幾輪產業重構，以精密器械、運輸設備、電氣機械和一般機械為代表的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制造業已成為日本優勢產業，也是日本在越南重點投資發展的產業。 2005年-2018年，制造業占日本對越南直接投資總額的63%，而上述四大產業占投資總額的34%。 豐田、本田、松下、佳能等日本制造業企業均在越南扎根。
韓國：大企業主導下的產業轉移
與日本截然不同，韓國投資越南是大企業主導的效率追求型投資，旨在通過優化的產業鏈布局服務全球消費市場。 韓國在越南的投資絕大多數圍繞電子產業。
韓國在越投資與該國巨頭三星的布局有密切關系。 三星不僅是越南的最大投資商，也是對越南經濟貢獻最大的單個企業。 2008年，三星出資6.7億美元設立三星電子越南公司(SEV)，十年后總投資已經增至173億美元，共有8家工廠和1家研發中心。 據三星2019年報，SEV以及后來設立的三星電子越南太原有限公司(SEVT)和三星顯示越南有限公司(SDV)貢獻了三星當年營業收入的31.2%。 據日經報道，三星對越南出口額的貢獻達到四分之一以上。 而在三星的持續投資下，越南躍升為全球第二大手機出口國，僅次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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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產業鏈中，電子消費品的下游組裝勞動密集度較高。 三星2008年在越南設廠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將生產環節多元化，利用越南的廉價要素和外商優惠降低生產成本。 而2013年之后三星投資越南步伐明顯加快，原因一方面是中國成本持續上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大，另一方面是三星手機在中國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出局，市場份額從2013年中的15%左右跌至如今的不足1%，在中國當地為中國消費者生產商品已經失去意義。
三星相繼關閉了深圳、天津和惠州的手機工廠以及蘇州的電腦工廠。 根據三星年報，三星電子在越南子公司的資產在2013年后加速上升，2015年后在華子公司的資產見頂回落，其中消費電子業務資產不斷縮水，半導體業務資產上升。 這表明，越南已經取代中國成為三星的消費電子生產樞紐，中國則轉型為三星的研發中心和技術復雜度更高的半導體存儲芯片生產中心。
三星的越南布局也在牽動數百億美元級別的產業鏈轉移。 財報顯示，2019年三星電子在越南三家分公司的銷售額約為150億美元。 而在三星嘗到甜頭后，韓國另一家電子巨頭LG也在越南海防投資15億美元設廠。 影響更大的則是配套產業鏈的遷移，據三星官網，在三星電子的100家主要供應商中，已有26家企業通過28家在越南的工廠向三星供貨，僅略少于在華的31家。 隨著三星完全關閉在中國的手機和電腦生產設施，三星產業鏈上的供應商在越南布局生產的步伐或將加速。 同時，越南本土企業也在加入三星產業鏈。
歐盟：以自貿協定全面加速對越投資
歐盟在越南布局有一定的戰略考量。 事實上，由于距離遙遠，經濟體量相差懸殊，歐盟與越南在傳統上并非親密的貿易伙伴。 越南僅為歐盟的第17大貿易伙伴，而對越南外貿而言，歐盟是第3大出口市場和第6大進口市場。 事實上，歐盟在越南進出口中的份額均較2011年下降。 投資方面，2019年歐盟對越南的FDI注冊資本為15.3億美元，仍然大幅落后中國(122.9億美元)、韓國(83.4億美元)、新加坡(44.2億美元)、日本(41.7億美元)。
8月1日生效的《歐越自貿協定》(EVFTA)有望極大促進雙邊經貿關系。 根據該協定，雙邊貿易99.7%的關稅分階段取消，越南對歐盟出口立即取消65%的關稅，其余分10年取消; 歐盟對越南分7年取消關稅; 非關稅壁壘也將被大幅削減。 據WTO統計，2018年歐盟對越南非農產品征收的平均關稅稅率是3.8%，顯著低于美國(7.5%)和韓國(8.2%)的對越關稅，與中國(4.3%)和日本(3.7%)的對越關稅相近，對越南紡織品的關稅更高達12%。 相比之下，新自貿協定將使雙邊貿易的關稅稅率降至可以忽略不計的水平。 在自貿協定和同為新簽署的歐越投資保護協定(EVIPA)助力下，歐盟對越南投資預計將有大幅提升。
歐越自貿協定很可能改變越南的產業鏈現狀。 原因是，一方面協定對歐越貿易有強烈的正向激勵作用，世行估計全面實施協定將對越南GDP和出口分別帶來2.4%和12%的提振; 另一方面，它試圖通過嚴格、極為詳盡的原產地規則重塑區域產業鏈，特別是減輕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 如自貿協定原產地議定書旨在提高越南紡織服裝的國內成分，只有部分涉及高技術面料的成品被允許保留最高40%-50%的外國成分; 計算機和手機制成品則最多只能使用45%的外國成分。 事實上，根據OECD附加值貿易數據庫，越南2015年的直接國內附加值比例只有34%，電子只有29%，服裝鞋類只有40%，要想達到自貿協定的原產地要求，越南需要顯著提高本國產業鏈的附加值比例。
歐越自貿協定的影響將涉及三類產業。 一是歐盟的優勢產業，如機械、汽車。 二是歐盟對單個國家依賴程度高、需要將供應鏈多元化的產業，如醫藥和醫療設備。 疫情造成的供應鏈中斷和物資短缺催生了發達經濟體回流或分散關鍵產業鏈的訴求，歐盟也不例外，歐洲制藥廠商諾華、阿斯利康以及總部位于愛爾蘭的醫療設備廠商Medtronic均通過合資或增資加大在越南的投入。 三是歐盟是重要消費市場的產業，如紡織和電子。 越南作為加工型出口國，大量物料依賴自中國進口，但自貿協定生效后，廠商出于降低成本的考慮，可能將中上游生產遷移到越南，以符合原產地規則對于越南本國成分的要求，獲得關稅優惠。
例如，紡織服裝產業是越南的支柱性產業，占越南2019年出口的12%。 2020年，越南已經超過孟加拉國，成為僅次于中國的全球第二大服裝出口國。 但越南紡織服裝產業鏈發展并不均衡，據越南紡織服裝協會數據，從事簡單縫制加工(CMT)和貼牌加工(FOB)的企業數量合計占據90%，占據行業高端位置的原始設計制造(ODM)和原始品牌制造(OBM)只有10%。 這造成產業鏈“兩頭在外”：在越南從中國進口的紡織產業相關商品中，28%是服裝面料，29%為化纖，10%為織機; 服裝占據對歐盟出口的94%。 可見，越南中上游依賴中國的供給，下游產銷則依賴歐盟的消費市場。 歐越自貿協定在原產地成分和用工環境上提出了更高標準的要求，可能驅使大型服裝零售商將其供應鏈進一步遷至越南本地。
中國：中小企業主導的產業外遷
中資企業投資越南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 2006年前，投資規模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2006年至2017年，中國企業出海投資增加，越南加入世貿組織，同時中國要素成本上升引發產業外遷壓力，越南吸收中國外資(以注冊資金計)初具規模，至2017年達到37億美元; 而2017年之后，中資企業對越南投資急劇上升，2019年中國(含中國香港)超過日韓，以123億美元注冊資金成為越南第一大投資來源地。
中國投資越南目前是中小型企業主導的效率追求型投資。 首先，中小型企業的自發投資占據主導地位。 我們對比了越南官方口徑統計與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追蹤的中國對越FDI，后者主要追蹤有公開報道、規模在1億美元以上的中國大型對外投資。 我們發現，在2019年AEI口徑的中國對各國直接投資中，越南僅以26.9億美元排名所有國家第23位，同時，AEI口徑與越南官方口徑的數據差距不斷擴大。 這或許表明，中資企業投資越南以1億美元以下的民營投資為主，主要可能來自中小企業眾多的服裝紡織行業; 事實上，近三年來合同金額超過1億美元的制造業項目只有2017年的貴州輪胎、2018年的五礦和2019年的歌爾電子，與豐田、松下、三星、LG等日韓制造業巨頭主導各自產業鏈布局越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其次，對越投資的主要考量是內外部形勢變化下的被動產業轉移。 我們曾發現，2015年至2017年，美國僅在服裝、鞋類、箱包等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對中國的依賴減少，但2017年至2019年中國在美國進口中的占比全線下降，份額被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搶占，與上述中資企業投資越南的步調變化一致。 這表明，2017年前企業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工、土地等要素成本升高而遷往越南，2017年之后則是為了規避中美貿易戰下的高額關稅而遷往越南。
再次，對越非制造業投資集中在電力領域，基建反而成為短板。 在AEI統計到的269億美元中國對越南投資中，能源占175億美元(65%)，而能源投資幾乎全是發電項目。 越南電力短缺，越南工業貿易部指出，該國2021年將面臨66億千瓦時的電力缺口，往后還將繼續擴大，這也是中資企業紛紛投資越南電廠的原因。 而在公路等其他基建領域，盡管中國企業興趣濃厚，但越南政府在涉華經貿上舉止謹慎，且中企在越延期、超支和施工質量問題嚴重，往往使越方望而卻步。 2019年越南交通部取消南北高速8個標段的國際招標，轉而邀請越南本國企業投標，對中資企業的不信任被認為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如何把握越南機遇?
綜上，日、韓、歐、中赴越南投資存在不同的考量和策略。 日本對越投資由國家主導，意在拓展經貿外交，以基建和產業園帶動企業入駐，開發當地市場和謀求產業鏈布局并舉。 韓國對越投資是大企業主導，旨在利用越南當地的要素優勢，建立電子行業的大型離岸生產基地，輻射全球市場。 歐盟對越投資與雙方的自貿協定密切相關，隱含歐盟重塑產業鏈、分散風險的政治考慮。 中國對越投資則主要反映外部環境壓力下中小企業自發的生產外遷。
進入越南的大量外資將在合作與競爭中共存。 一方面，考慮到越南本土產業鏈鏈條越來越密集、覆蓋行業越來越豐富，各國的優勢產業鏈可能匯集在越南，形成集群，越南的三星產業鏈即是例證。 另一方面，不同國家的外交經貿目標和不同企業的經營發展目標聚集在越南區區33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將勢必引發競爭沖突。 基建方面，日本和中國已在東南亞的多個建設項目中成為競標對手。 制造業方面，不同國家的同行企業可能爭奪同一塊廠房，或謀求建立排他性的產業鏈。 激烈競爭或導致越南制造業成本加速上升，而越南政府的投資審批也將更加挑剔，對項目的行業、效益和環境影響提出更高要求。
在筆者看來，把握越南的投資機遇，可從以下三點入手：
第一，把握越南的低關稅優勢，發展針對歐美的出口導向型投資。 早在貿易戰爆發之前，美國和歐盟便已是越南的頭兩大出口目的地，而中美貿易戰和歐越投資協定簽署，更是分別使越南對美、歐出口的關稅優勢顯著擴大。 但應當注意到，越南對中國和東盟其他國家的出口則沒有顯著的關稅優勢。 考慮到越南最低工資2015年至2019年平均增長8.8%，一線城市(河內、胡志明市)薪資增速更高，純粹發展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經濟效益已經減弱，企業應當審慎決策，避免盲目跟風投資越南，對于銷往非歐盟地區的商品，可將生產留在國內或遷往柬埔寨、菲律賓等國。
第二，中國與越南現有產業鏈互補性強，企業對越投資應注重產業鏈完整性和數字優勢。 首先，越南制造業集中在紡織、電子、機械等領域的下游加工或裝配，但中上游短板明顯，依賴進口。 中國制造業優勢在于行業門類齊全，產業配套經驗豐富，性價比高。 面對在越南加強本地化生產的壓力，中資企業不妨順勢而為，利用產業鏈配套的豐富經驗，圍繞大企業投資布局。 其次，越南數字經濟潛力巨大，但本國供給能力不足，而中資企業競爭力不斷提高，特別是在AI、數字化等領域已經領先歐、日、韓，中企可考慮與越南企業合資開發當地數字市場，發掘數字消費、金融科技和產業數字化機遇。
第三，簽署更高規格的雙邊自貿及投資協定，降低投資布局越南的風險，并為赴越投資企業提供便利服務。 一方面，日本、歐盟與越南單獨簽署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韓國與越南簽署自貿協定，這不僅降低了相關企業在越南投資的風險，也有助于爭取到更多優惠。 相比之下，中國與越南尚缺乏高規格的雙邊貿易投資協定，雙方主要在2010年啟動的中國—東盟自貿區框架下開展經貿往來。 另一方面，可以學習外國經驗，為廣大中資企業投資越南創造便利。 如日本在越南的產業園不僅能享受稅收優惠、提供水電等基本服務，還聘用專業人才，為入駐企業提供政策咨詢、工作許可辦理、行政管理、報關和租賃介紹等服務，為缺乏海外經驗的企業的投資、運營、營銷提供巨大便利。 針對越南開放力度大、但營商環境尚不成熟這一特點，政府層面可為赴越發展的企業提供更多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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