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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毛澤東青年時期即注重社會調查和社會實踐。在長沙求學期間,他曾邀同學游學千里,步行考察了長沙周邊的五個縣。面對當時許多同學出國留學,毛澤東的看法卻不盡相同。他認為,外國固然要研究,但首先要把中國自己
摘要：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毛澤東青年時期即注重社會調查和社會實踐。在長沙求學期間,他曾邀同學“游學”千里,步行考察了長沙周邊的五個縣。面對當時許多同學出國留學,毛澤東的看法卻不盡相同。他認為,外國固然要研究,但首先要把中國自己的問題搞清楚,這就要求對中國的復雜情形“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
后來他在回顧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時說,他只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認識問題的方法論”,以它作為指導去分析中國的情況。因為,在馬克思的書上,并不可能找到中國問題的具體答案。正是對中國實際的強烈的“問題意識”,使毛澤東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的理論和認識工具,并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了獨創性的思想理論——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以實事求是作為歷史起點,也是將其作為邏輯起點的。寫作于1930年的《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的第一篇哲學著作,在該文中,他針對當時黨內理論家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的只言片語和照抄照搬共產國際決議、指示的思想傾向,以巨大的理論勇氣提出了“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的科學命題,初步界定了黨的思想路線的科學含義,即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從主觀想象出發。毛澤東思想在此后的邏輯展開,就是以這一思想路線作為邏輯基點的。
毛澤東思想認為,共產黨人的價值取向只能是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人和一切剝削階級和歷史唯心主義者存在根本區別,“我們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5],因此,共產黨人不能有自己的私利,必須全心全意為廣大人民服務。經濟上,毛澤東主張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干部應該關心群眾生活。尤其是農村干部,應重視土地、勞動生產條件甚至柴米油鹽等與老百姓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政治上,毛澤東始終追求的是一種沒有階級剝削、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制度。如何防范領導干部背離人民民主的精神,凌駕于群眾之上,是毛澤東終生思考的問題。文化上,毛澤東主張建立起一種真正的“人民文化”,這種文化不只是少數上層人士的專利,而是屬于廣大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他強調,“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兩個“最大”的評價標準,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原則。
把客觀存在的事物作為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根本出發點,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要求和具體體現。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共產黨人的思想理論,決不是以哪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而不過是歷史活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如果“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7]注重事實,從實際出發,歸根到底,就是要做到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集中體現和高度概括,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事實上,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中也有著求真務實、經世致用的傳統。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第一次對“實事求是”這一中國古代成語作了新的闡釋,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8]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原理和中國傳統的實事求是傳統相結合,形成了新的實事求是價值觀和實踐精神,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理的中國化,奠定了黨的思想路線基礎。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從毛澤東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來看,無論《反對本本主義》,還是《實踐論》、《矛盾論》,或是《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貫穿其中的主線無不是實事求是。眾所周知,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這三方面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實事求是正是將三者聯系起來的核心。首先,群眾路線是實事求是的具體應用和基本要求。人民群眾是社會實踐的直接參與者,只有深入群眾,才能真正了解實際。毛澤東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12]其次,獨立自主是實事求是的具體應用和必然結論。歷史地來看,獨立自主的提出,正是緣于解決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中國革命道路只能是從中國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走適合中國實際的路。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壓迫,人與人之間平等互助的社會,是毛澤東一生為之奮斗的理想。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平等與公正,毛澤東進行了開拓性的探索和實踐。同時,他希望,人與人之間不僅應具有地位上的平等,還應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系,只有這樣,整個社會才可能達到良性循環。
平等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政治范疇。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13]顯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中的未來社會就是消滅了一切剝削制度和不平等關系的社會。自從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信念,毛澤東就是把平等作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來理解的。
在毛澤東看來,人民之間不僅應該實現平等,而且應該建立起互相幫助的新型人與人之間關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人與人之間關系上存在本質區別,前者強調互助合作和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后者則強調個人獨立,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原子化”。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推翻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新制度,“這是一場偉大的斗爭,是社會制度和人的相互關系的一場大變動。”[19]這樣大變動,就是從不平等的、分離的關系,變為平等的、互助的關系。尤其是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為了擺脫貧苦,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20]毛澤東關于農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確性,已經為當代中國農村發展的實踐所證明。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就是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頂住共產國際的壓力,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其后,又頂住蘇聯的壓力,堅持走自己的路,取得了抗戰勝利和解放戰爭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開創了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成功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中國革命的勝利證明了獨立自主原則的正確性。毛澤東這樣總結道:“馬克思活著的時候,不能將后來出現的所有的問題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時把所有的這些問題都加以解決。俄國的問題只能由列寧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解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開展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建設。建國后,由于面對國際反華勢力的封鎖,中國在經濟、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面臨著艱苦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下,毛澤東提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22]正是在這一路線的指導下,毛澤東開始了對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并依靠自己力量在中國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較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并在外交上取得了可貴的成績。毛澤東不僅把獨立自主當作一種原則,更把它當作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在艱難形勢下,他用通俗的詩歌語言號召:“全軍民,要自立。不怕壓,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賊。奇兒女,如松柏。上參天,傲霜雪。”[23]毛澤東的號召,充分振奮了民族精神。
毛澤東思想認為,艱苦奮斗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本色。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從一個弱小的黨發展成為執政黨,為什么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除了有正確的理論指導之外,作風上的優勢是非常關鍵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25]作為“本色”,艱苦奮斗首先指的就是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建國前夕,勝利在望,毛澤東卻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50年代初期,軍隊中個別人要求改善待遇,說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則是鹽水加酸菜。毛澤東則說,這是好事,“這個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26]所謂“出政治”,就是指鍛煉艱苦奮斗的作風,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立于不敗之地的寶貴素質。
在毛澤東看來,艱苦奮斗不僅是一種作風,還是一種傳統、一種信念。他說:“我們民族歷來有一種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要把它發揚起來。”[27]他多次講到長征中共產黨的軍隊怎樣風餐露宿,怎樣吃樹皮樹葉,他說:“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28]因此,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不只是按照中共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也是按照中華民族光榮傳統的繼承者和革命接班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堅持艱苦奮斗,也就是傳承民族優良傳統和革命優良傳統。艱苦奮斗同時也是一種信念。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先驅之所以能夠終生奮斗,就是因為他們有著堅定的理想信念。1940年,毛澤東在吳玉章同志六十壽辰的祝詞中寫道:“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地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地有益于青年,一貫地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29]毛澤東希望,中國共產黨人都應該是這樣的人——為革命理想孜孜不倦永不停歇的奮斗者。他們將艱苦奮斗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作為通向美好理想的階梯。毛澤東在《愚公移山》中提出這樣的號召:“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30]
建國后,毛澤東不僅在理論上強調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也將這一思想貫徹到工作實踐中。建國之初,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全國開展了一次主要針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運動共查出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的黨員干部120.3萬多人[31],并查處了劉青山、張子善這一新中國第一大貪污案。此后,毛澤東又通過多次思想斗爭和思想教育運動來堅定黨員干部和廣大人民的艱苦奮斗作風。歷史地看,在毛澤東領導的二十多年中,黨的主流是健康的,尤其是五十年代,無論黨風還是社會風氣都讓人感到“清新優良”[32],人們始終保持著艱苦奮斗、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
SCISSCIAH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