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5-04-11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論文摘要：我國不僅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對國內各級政府間的關系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和改革,并使之法律化,來進行具體的政策實施,同時,地方政府需要通過不斷的政策創新,提升地方自治的質量,使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有較大提升。 本文選自 《學術論壇》 雜志是廣西社
論文摘要：我國不僅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對國內各級政府間的關系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和改革,并使之法律化,來進行具體的政策實施,同時,地方政府需要通過不斷的政策創新,提升地方自治的質量,使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有較大提升。
本文選自《學術論壇》雜志是廣西社科類創刊最早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自1978年創刊三十多年來，刊物始終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開展理論探索，鼓勵學術爭鳴，刊登了不少有較高學術造詣的社科理論文章，培養了一大批社科理論人才，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本刊堅持思想性、理論性、學術性及應用性的辦刊原則，研究改革開放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刊登學術論文和研究報告。郵發代號：48-35。
一兩維度的政治生態——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
《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給出了政治生態學(生態政治學)的定義:運用生態學的觀點研究社會政治現象的一種理論和方法。《布萊克威爾政治學百科全書》認為政治生態學是“研究政治行為環境的一系列方法。”生態政治產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其萌芽是綠黨政治。它是在人類面臨困境——人口爆炸、糧食危機、環境污染、資源枯竭、能源匱乏時產生的。面對人類生存的危機,人類不得不產生生態的政治思維,人們在反思政治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中孕育了政治生態學。戴維?伊斯頓的系統分析理論是政治生態理論的一個框架,它描述了政治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而政治生態理論同時也提出了政治系統發展的應然狀態,即與外部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政治學與生態學交叉的一門新型學科,政治生態學的研究進展還很緩慢,學界對政治系統與外部環境的互動研究還有很多分歧,但是筆者相信,隨著政治科學和生態科學的不斷成熟,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將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一大趨勢。中國的政治結構關系若以一個坐標系來表示的話,縱向的維度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橫向的維度是國家(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本文以一個二維的變化關系來講述如何構建和諧的政治生態框架。
1.中央與地方的政治生態現狀
權力關系的劃分問題一直是困擾著中央與地方的難題。一方面,有人說中國的地方治理是黨國體制的麻煩,有人說這是轉型過程中的難題,還有人說這是中等收入的陷阱。地方治理總是在“天高皇帝遠”的宿命中產生了過多的問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燕繼榮教授曾借用媒體的圖片資料笑談中國基層治理的十大困境:基層調研是偽調研、口號治國、開會落實、運動整治、以罰代管、嚇唬百姓、圍困堵截、驅趕窮人、黑幫政治、武力鎮壓、暴力執法。這其中不乏調侃之詞,雖然有些夸大,但可見中國的地方治理困難重重,尤其是對基層民主的損害極大。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中,溫家寶總理談及自己九年來的總理生涯,坦言因為能力有限以及中國體制的原因,其工作仍有很多遺憾。許多媒體將這段話中的“體制原因”解讀為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地方是否能夠堅決推動中央決策的執行,以及地方治理的效果與否關系到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另一方面,中央權力對地方權力的侵蝕也時常發生,當中央和地方發生利益沖突時,中央往往會實行行政集權保護自己的權益卻使地方權力遭到了損害。
2.國家(政府)與社會的生態關系現狀
國家(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在政治學界曾是熱議的話題,有的學者認為國家就是社會;有的學者認為國家吞噬了社會;有的學者認為社會削弱了國家;還有的學者認為國家與社會是良性互動的關系。恩格斯認為:“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筆者認為國家的產生必然有其經濟發展的基礎,這個基礎籠統地說是社會各方面的供給,國家與社會可以進行良好循環并且只有在兩者相互配合的情況下才能促進彼此的良好運轉。
二構建中央與地方間和諧的政治生態
構建中央與地方和諧的政治生態環境,既要保證中央政府的權威,保持中央政府的凝聚力,又要大大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與創造力,既需要中央的推動,也需要地方政府自身素質的提高。
1.中央適度放權
中央與地方間的關系有兩種,一種是中央在上,地方在下,中央處于決策的頂端享有最高的權力。中國基本上屬于這種情況。另一種中央與地方間的關系是對等的,中央與地方可以平等對話商議地方事務。2011年,日本出臺了《關于中央與地方協議平臺》的法案,這個法律規定中央政府的領導人與地方政府的領導人坐在一個圓桌上共同商討地方事務,雙方處于對等的地位來制定法律法規。日本自治體(地方政府)國際化協會北京事務所所長田中敦人曾說過:“鑒于日本地方政府面臨的困境,日本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權的措施大的方向是沒有錯的。中國在面臨特大危機時中央主導,地方齊心協力共渡難關也是中國一直以來秉持的原則,同樣也是日本應該借鑒的。”日本設置了總務省,它的機構使命是推動日本地方與中國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國的地方與中央的緊張關系也同樣需要一個起到銜接作用的部門的協調,在這一點上,中國應該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中央也應加強對地方政府的指導,加強監督確保地方政府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2.地方自主創新
筆者認為,我國不僅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對國內各級政府間的關系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和改革,并使之法律化,來進行具體的政策實施,同時,地方政府需要通過不斷的政策創新,提升地方自治的質量,使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有較大提升。但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面對各階段的具體問題時要按照不同的方式進行應對,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
3.大眾參與決策
筆者認為,大眾參與政府決策是解決中國地方治理困境的出路。大眾參與決策,能夠降低中央和政府的決策風險,切實反映人民的意愿。公共參與按效果劃分可以分為優質的和劣質的公共參與。公共參與有兩個維度,一是政府的制度供給與空間;二是公民的理性參與。政府應制定有益于大眾參與的制度,給予其靈活發展的空間,同時也應倡導公民樹立正確理性的參與意識,形成政府為主導、大眾積極參與的社會關系網絡。
三構建國家與社會間和諧的政治生態
1.促進市民社會的發展
市民社會的產生與發展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化的發展。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城市化興起,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變為城市人口,由此發育出一個中產階級組成了市民社會,市民社會要求參與政治,從而推動了民主化的進程。亞里士多德說過:“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公民要求參與政治生活的愿望隨著經濟、政治的日益發展而增強,市民社會發展不僅不會侵蝕國家的權威與影響力,反而會促進民主進程的發展。市民社會可以說是社會與國家銜接的有利橋梁。在西方,公民社會被稱為社會的眼睛,它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監督作用,促進了民主的發展。公民社會能促進公民責任心和人文素質的提升。市民社會的有序發展是構建國家與社會良好生態環境的潤滑劑
2.建設服務型政府
國家(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有四種:強政府弱社會;強政府強社會;弱政府強社會;弱政府弱社會。以前的學術界和政治觀念比較落后,認為當強強相遇即第二種情況的時候國家(政府)與社會就產生沖突,這時政府的職能涵蓋了社會的大部分職能,社會的自治能力增強也威脅了政府的權威,但隨著政治發展的不斷完善,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在社會的強力監控下,其濫用權力、侵權越權的行為會得到遏制,社會的不和諧不穩定也會得到政府的及時管理。筆者認為這種沖突和碰撞并非是毀滅性的,只有在碰撞摩擦中才能強化彼此的能力,但要注意的是這種碰撞是有限度的,不能超越和諧穩定這一范疇。政府在這種互動關系中要充當積極主動的角色,建設服務型是政府的首要任務。服務型政府既是一種理想的政府形態,也是一種現實發展中的行政管理模式。建設一個以公民為中心、職能有限、行政行為有效、法治、負責任的政府并強調民主參與是服務型政府的原則,只有政府搭臺,政府、市場與市民社會一起唱戲才能唱出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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