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1-06-08所屬分類：管理論文瀏覽：1次
摘 要： 摘要本研究通過文獻調研方法梳理了我國情報學教育的主要發展歷程，運用網絡調查方法對當前我國情報學教育機構分布、招生、課程體系及人才培養方案進行了全方位考察。從當前的情報學教育布局來看，我國情報學學科建設以國家情報工作為需要，走出了一條具有中
摘要本研究通過文獻調研方法梳理了我國情報學教育的主要發展歷程，運用網絡調查方法對當前我國情報學教育機構分布、招生、課程體系及人才培養方案進行了全方位考察。從當前的情報學教育布局來看，我國情報學學科建設以國家情報工作為需要，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專業建設道路，為我國科技情報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撐。展望大數據時代的情報學教育工作，提出情報學教育仍應以國家和社會情報工作需要為導向，將Intelligence作為立足點，為國家安全、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提供智能化決策的人才儲備。
關鍵詞情報學;教育現狀;人才培養
1、引言
情報學教育旨在為我國培養掌握情報學基本理論與方法，能夠勝任科技查新、情報咨詢、情報分析、競爭情報、知識組織、知識服務等工作的高級專業人才。新中國成立以來，情報工作(特別是科技情報工作)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和關懷，情報教育工作也得到了老一輩革命家的重視，培養以“耳目尖兵參謀”為己任的復合型人才是我國情報學教育長期以來的主要目標。錢學森先生針對我國情報學人才培養工作，特別指出人才培養的目標是“通才”，重點是“領導人才”，主要方法是“大成智慧教育”，關鍵是“抓好教育”[1]。我國情報學教育歷經了20世紀50年代學科初創、80年代恢復發展、90年代“大情報觀”以及近年來大數據時代的變革，關于情報學教育發展道路的探討一直受到學者關注。本研究以我國情報學學科發展、情報學教育為主題，梳理了與我國情報學教育發展變化相關的重要歷史事件。在文獻調研的基礎上，本研究檢索了我國情報學相關教學單位的招生錄取、人才培養方案及教學課程信息，并通過內容分析的方法，從多個角度呈現當下我國情報學的教育現狀。
2研究方法和主要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文獻調研的方法，以情報學學科建設、情報學教育為主題，檢索了與此相關的科技文獻。情報學教育工作的發展，首先離不開情報學學科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創新，因而在研究情報學教育的過程中，與情報學學科建設相關的核心論文也納入檢索范圍。此外，為了呈現我國情報學教育的歷史變化，文獻調研內容還包括記錄情報工作相關歷史事件的科技著作、各級情報學會工作會議相關的會議紀要。
在我國情報學教育現狀研究中，本研究采用網絡調研的方法，對現有情報學教學相關的院校、科研機構進行了本科、科學碩士、博士、專業碩士等不同教育教學層面的檢索，包括招生簡章、錄取情況、人才培養方案及課程設置。在檢索基礎上，運用分類統計、內容分析方法對我國情報學的學位點建設情況、招生錄取情況、人才培養進行了多方位考察�？疾鞂ο笾饕蔷哂幸患墝W科博士點、一級學科碩士點、情報學二級學科碩士點、圖書情報專業碩士點授予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還包括2019年入選國家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雙萬計劃”的相關院校機構。
3我國情報學學科教育體系現狀
3.1我國情報學教育人才培養體系及歷史沿革
我國情報教育源自科技情報工作，1956年中國科學院科學情報研究所的創建標志著我國第一所國家情報機構成立。1958年，中國科學院科學情報研究所更名為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并創立了中國科技情報大學。1959年中國科技情報大學并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改稱情報學系，并于1960年撤銷[2]。在當時的環境下，學生既學習科學技術專業，又同時學習情報專業課程。這種系統化的學校學習方式由于缺少辦學條件支持，在培養第一批學生后便停止招生。此后，我國情報工作的人員主要來源于其他學科，并通過短時間培訓完成情報教育，我國情報學教育工作也以短期輪訓為主要方式，因此不能完全滿足情報工作的客觀需要。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以科技情報為主要研究對象，培養“通才”式的情報專業人員思想在后續的情報學專業恢復及教育指導思想上得以延續。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情報學教育逐漸恢復，武漢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現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創辦了情報學專業，恢復培養科技情報和社會科學情報專業人才。我國的情報學專業教育恢復于1978年，武漢大學創辦“科技情報”本科專業。在此后的20年間，本科教育一直處于我國情報學教育的核心，中間歷經了“科技情報”“科技信息”及“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階段[3]。在“科技情報”更名為“科技信息”后，對于情報學在計算機、網絡化的時代，學科發展以Informa‐tion為中心還是以Intelligence為中心的定位上，學界開展了廣泛討論：包昌火研究員[4]提出情報研究應當是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的過程，并進一步明確指出，應把信息轉化為情報和謀略作為我國情報工作和情報學研究的核心任務;沈固朝教授[5]針對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混用現象，明確指出其中決策的缺失。
教育部于1998年將隸屬于不同學科的經濟信息管理、信息學、科技信息、管理信息系統和林業信息管理這5個相關專業合并為“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并設置在“管理科學與工程”下，與圖書館學、檔案學分屬管理學下不同一級學科。這一設置使得情報學從傳統科技文獻服務，逐漸與管理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進一步融合，順應了社會對信息技術支持下的復合型管理人才需要。在此之后，除競爭情報、國家安全情報等少數領域外，對于情報學的學科定位多以InformationScience為基礎。情報學“耳目尖兵參謀”的人才培養定位，逐漸過渡為熟悉掌握現代信息技術、能夠提供信息序化和組織的服務型人才。此后，我國情報學的教育教學主要從研究生層面展開，以“情報”命名的本科專業逐漸改為“信息管理”相關專業。需要指出的是，從本科的學科歸屬來看，“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代碼120102)隸屬于“管理學”下的“管理科學與工程類”。在“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學科體系下，圖書館學、檔案學本科仍有設置，為此近年來開設了填補原情報學本科教學空缺的“信息資源管理”專業(專業代碼120503)。從專業名稱來看，研究生階段的“情報學”對應本科階段“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信息資源管理”雙專業進行招生，這種專業名稱的變化體現了“大情報觀”在20世紀90年代對學科教育發展的影響。
我國情報學研究生教育恢復于1984年，武漢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1992年更名為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獲批情報學碩士學位點(二級學科代碼120502)，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吉林大學、中國中醫研究院、南京大學等近6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先后獲批情報學碩士學位點。在創建情報學碩士點的院校中，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吉林大學、南開大學等13所院校先后創辦了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博士點，具有情報學博士學位的授予權。除了隸屬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代碼1205)的情報學專業外，還有公安學下公安情報學(二級學科代碼0306Z1)、軍事指揮學下軍事情報學(二級學科代碼110504)也進行公安類、軍事類情報學碩士研究生招生，招生對象為警務人員和現役軍人。因而國內學界在討論情報學教育時，普遍以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作為情報學的學科歸屬，本文的數據檢索也是以隸屬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代碼1205)的情報學為主。
為適應新形勢圖書情報事業發展對圖書情報專門人才的迫切需求，2010年國家圖書館與武漢大學聯合培養圖書情報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拉開了我國圖書情報專業碩士的培養序幕。圖書情報專業碩士的培養目標定位于：掌握扎實的圖書情報專業知識和技能，具有綜合運用管理、經濟、法律、計算機等知識解決圖書情報工作實際問題能力，適應社會信息化和國民經濟建設需要的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圖書情報專門人才。圖書情報專業碩士學位的設置，為我國情報學教育復合型、應用型人才培養提供了新的支撐，也擴大了我國情報學教育的規模和教育對象。
綜上所述，我國情報學教育已形成了由本科“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信息資源管理”為人才儲備的雙專業教學，“情報學”科學碩士、“情報學”博士及“圖書情報”專業碩士的多層次人才教育培養體系。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情報學專業已經在我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將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時代下獲得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3.2我國情報學教育專業建設概況
本研究以2020年中國研究生招生信息網、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官方門戶網站為數據基礎來源，各情報學招生院校研究生院網站、相關學院研究生教育專題為補充，獲取了近期我國情報學(二級學科代碼120502)學位授予單位基本情況。此外，對于具有情報學研究生招生資格的院校，本研究還檢索了2019年一流本科專業建設“雙萬計劃”中“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信息資源管理”專業的入選情況，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目前我國情報學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學術機構共13家，具有一級學科碩士點的單位51家，二級學科授予點的單位13家，具有圖書情報專業碩士學位授予權的機構49家，13所院校將“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12)、“信息資源管理”(1)遴選為“雙萬計劃”本科專業。與2018年李維等[6]對于情報學學位點的調查結果相比，不難發現我國情報學教學機構學位點已進入逐年動態調整階段：中南大學、蘭州大學、浙江大學、同濟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天津理工大學、西南科技大學情報學碩士點已撤銷;中國國防科技信息中心、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第二軍醫大學、復旦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近年未見招生，但未明確撤銷情報學專業點;山東省醫學科學院2019年與泰山醫學院合并組建為山東第一醫科大學，因而與濟南大學的合作招生逐步暫停。以上情報學碩士點停招及撤銷表明，我國情報學碩士研究生教育已逐步發展平穩，并由各辦學單位根據自身情況進行調整。從研究生教育學位點的規模來看，我國情報學研究生教育已得到了蓬勃發展，但本科專業在相關院校的教學中仍待加強。在“大情報觀”指導思想下，信息化教育得到了我國各高校在本科專業設置中的廣泛響應，但將“情報”概念擴大為“信息”同樣導致情報學自身特色的迷失，以往“耳目尖兵參謀”的定位逐漸缺失。這種迷失的后果是一部分高校從信息化角度開設了“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集信息科學、管理學、工程科學等多學科人才培養為目標，其培養結果是掌握了一定信息技術的萬金油人才，但能夠提供情報決策的能力不足，社會就業的口碑不高。結合近年來我國“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專業”(專業代碼為080910T，工學、理學學位)、“大數據管理與應用”(專業代碼120108T，管理學學位)本科專業的先后開設，將對以信息化人才為培養對象的本科教育招生產生重大沖擊。因此，在新的時代背景環境下，具有“本科-碩士-博士”多層次情報學人才的培養單位，應當提高對本科教學的重視程度，否則研究生教育將面臨“無源之水”的困境。另外，情報學人才培養模式和課程體系應重新設計，接納各學科的優秀碩士或博士進入情報學領域學習，通過學歷教育和繼續教育相結合的方式，提高相關人員的情報意識，增強其情報能力，這也正是《情報學與情報工作發展南京共識》所提的共識之一[7]。
4我國情報學博士研究生教育現狀
4.1我國情報學博士點建設情況
根據表1所列我國情報學博士學位授予單位目錄，通過網絡檢索了相關院校和科研機構的招生簡章，匯總了我國情報學博士點招生基本信息(學制、招生規模、博導信息)，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我國情報學博士人才培養的主要機構為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文獻情報中心)等。大部分培養機構每位博士生導師年均接收1名博士研究生，因而我國情報學博士生每年培養規模約百人。與2006年、2009年王知津先生等[8-9]對我國情報學博士研究生教育現狀的調研分析進行對比：從規模上來看，至2020年我國情報學博士生導師師資力量已擴大一倍以上，招生單位由8家增長至13家;從學制的變化來看，大多數博士生培養機構已將培養周期由3年上調為4年，結合畢業考核條件來看，這種學制延長的調整主要受學術研究國際化影響，部分高校已將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作為畢業考核的條件之一;從研究方向來看，知識管理相關研究方向(知識組織、知識服務、知識技術、知識管理等)逐步取代原有信息管理研究方向，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相關研究(大數據分析與挖掘、智能信息處理、文本理解、情感挖掘等)逐步興起，情報理論與方法研究仍保持熱度。
相關期刊推薦：《情報學報》本刊為情報科學、信息管理、圖書館學領域的核心期刊。內容包括：信息收集、加工、存儲、檢索、分析研究、傳遞與應用中的理論和方法;信息經濟、信息產業、信息市場和用戶研究;信息服務，信息工作的組織、管理和政策研究等。特別歡迎有實驗研究、調查研究和定量分析和論文。
近年來研究方向的變化，可以反映出“大情報觀”下將“情報”泛化為“信息”后的不足。為了解決信息爆炸與知識相對匱乏的矛盾，對信息進行序化的知識組織研究成為了近十年來學科研究的熱點。蘇新寧教授[10]對此指出，“知識組織研究已成為大數據環境中知識服務的基礎，也為數據處理與組織研究開辟了新的空間”。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也在近年來沖擊著情報學的主要研究領域，董克等[11]認為大數據環境對情報學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情報學的原理、方法和實踐三個方面的變革，劉如等[12]提出大數據的時代開啟了一次科技情報重大的時代轉型。我國情報學博士生研究方向的變化，也印證了以上觀點：大數據對情報理論內涵、外延、研究范式的變化要求我們的博士人才培養仍需堅持情報學理論與方法的不斷深入;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相關的技術應用帶來了科技情報工作模式的變革，這種變革也需要相關理論與方法的支撐，如文本理解、情感挖掘、數據可視化等。
4.2我國情報學博士人才培養的課程設置
根據表2的招生單位，本研究利用網絡檢索了相關院校情報學博士研究生培養方案，對培養方案中的專業課程設置進行了歸納整理，如表3所示。對比表2和表3，我國情報學博士研究生課程主要以研究方向為基礎展開，與研究方向相關的基礎理論與方法是教學的重要組成：信息檢索、信息組織、信息管理相關理論與方法仍是教學的重要內容，知識管理、知識組織、知識發現的理論與方法是近年來教學加強的一個重要環節，智庫研究成為博士生教學中的新興方向。
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引起了情報學界的廣泛共鳴，反映了學界多年來“讓中國情報學回歸本來面目”的心聲[13]。20世紀90年代“大情報觀”的提出，使情報學研究突破了科技情報的局限，互聯網、經濟信息、社會信息、市場信息都可以成為情報學的研究對象，但也帶來了“耳目尖兵參謀”這一決策定位的缺失。智庫研究為新時代情報學研究回歸決策分析提供了新的平臺，也是學界對美國等情報大國教育教學、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多年調研后的一個重要發現：在美國情報工作的建設發展中，以情報與國家安全聯盟為代表的一批情報智庫發揮著重要而獨特的作用[14]。楊建林教授等[15]特別指出：情報學界應該積極參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為智庫的建設提供理論、方法、技術、人才支撐。我國情報學博士生課程中與智庫研究相關的課程設計，體現了這一人才培養的訴求。蘇新寧教授[16-17]在情報學人才培養“耳目尖兵參謀”的基礎上，提出了情報機構智庫轉型“引領”作用及“引領者”培養。因而對于智庫研究的戰略咨詢和決策分析需要我們繼續深化相關的教育教學環節，探索智庫建設中的理論、技術與方法，培養能夠勝任這一工作的情報工作人才。——論文作者：謝靖1，王東波2，劉瀏2，沈思3
SCISSCIAHCI
